社会影响力投资

巴比晚宴使得慈善基金会这个名词更为高调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但在中国的企业家圈中，通过慈善增加社会影响力，平衡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，早在巴比晚宴前已成为某种共识。在中国内慈善基金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，海外慈善基金会不失为一种更为靠谱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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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好的对话，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，否则我一个地产商，跟比尔·盖茨、沃伦·巴菲特并没有什么交集。公益改变了我和世界的交往方式，我觉得，做公益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

从你产生把口袋里剩下的两块钱捐给别人起，你就在改变自己了，因为你开始懂得帮助别人。十年的公益历程，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做营利事业，更多的是从社会、市场中去索取。而公益，更多的是给予，它让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更正确、更丰富。在给予的过程中，你也会对索取有新的认识。比如说你在村里取水，你老是把大部分的水取走，长此以往，村里人都应该恨你了。如果你是一边取，一边给别人分一点，剩下的自己喝，大家都会说你好。

第二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改变了公司治理，让公司的价值观更加正确。万通本来就有“守正出奇”的核心价值观，行事合规合法，因此20余年来没出过事。但是现在发现，合规合法具有局限性，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好处。因此，我们拓展了“正”的外延，让公司跟股东、员工、上下游供应链及社会，都保持良好的利益分享关系。这样，公司在道义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。我发现，近十年来，秉承利益分享的理念后，万通公司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扩大。

第三是意识到治理、效率之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。以前认为做公益做了就完了，做多了发现做公益的学问挺大，比如说做公益要讲求资金的杠杆作用。阿拉善生态协会，第一年就几千万支出，怎样才能让这笔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，这是我们当时关注的重点。推动政策变革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向。我们拿出50万，资助一个课题组，花了三年的时间，终于推动了某个法规中的一项条款的修正。这就是做公益中花钱很少、影响很大的绝佳案例。这就是良好的资金使用产生的效果，从而更好地改变社会，让社会逐渐往向好向善的方向发展。

现在，我不仅要继续把企业做好，还要把公益做好。其实，现在万通的事我不大管了，只是立体城市这块新业务还在管。做公益，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，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社会的积极面，交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。做公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，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阳光，这让人特别开心。否则，在网络中生活久了，看到的都是闹心的人和事。

前几天在台湾，看到台积电CEO张忠谋的夫人在做义工，不拿一分钱，组织义工建设特别人性化的工业厂房。做公益，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快乐且充满建设性的世界里。可能我比较乐观，因此我一直说“丧事当喜事办，喜事当甜蜜事办。”

通过公益这件事，我跟世界上的很多公益组织都产生了联系。我去了三次世界地球大会，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里约，在这些场合感受国际社会对环境的看法、对地球命运的关心。在哥本哈根，我提出了打造立体城市的想法，回来就开始折腾。

所以，公益让我改变了很多。原来你不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，公益引导你往稍微靠纯洁的方向走，当然，你不可能纯洁到婴儿状态，但是，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人活着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
像爱佑慈善基金会、阿拉善生态协会、壹基金等，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。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。

民营企业家把公益变成了社会建设的主流，中国的民营企业，到今天已经没有原罪了。如果20年前、30年前的民营企业有一点原罪，那也是制度性原罪。所谓制度性原罪，是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，而不是企业家个人的原因导致的。制度性原罪就好比一个地方天天流着污水，弄脏了别人的脚，你应该去批评排放污水的人，而不是去指责脚被弄脏的人。

其实国企也有一些原罪，有些国企也是通过抽来抽去的资本金注册成立的。这些事，最好现罪现治，逮住了就处理，没逮住就没有。如果有个别民营企业没有做好，那就要按现罪处理。

前段时间出了中石化蒋洁敏的事情，虽然民营企业里也有徐明这样的败类，但至少现在大家都心里平衡了。国企民企都有混蛋。夜总会里有坏人，也有处女，大家都是劳动妇女，这事说开了就完了，就没有那么多歧视性的事情发生了。因此，民营企业要更好地做，除了做好营利事业，打造伟大的公司，还要做令人尊敬的公益组织。

现在大家批评权钱勾结，其实那不是钱的问题。权不干坏事，钱怎么会去找它？权钱勾结，权在前，因为权力行使不当，钱才跟着犯错误。前几年，大家都在说富人吝啬不捐钱，这两年都不说了，曹德旺、牛根生捐了那么多。但是这还不够，只有当不仅企业家积极参与，“人人公益”的理念深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时，社会才会更和谐。

中国的民营企业家，用30年的时间，把企业做成社会经济总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用十年的时间把公益事业变成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主流。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的时候，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我注意到一个现象，你参与发起的公益慈善基金会，基本上都是由一批民营企业家参与的公益慈善基金会。在你看来，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基金会，有哪些优势？

企业家的特质要求企业家在做公益时，要把打造治理良好、高效运作且公开透明的公益组织作为目标。这是企业家与其他群体在做公益时表现出来的不同点。

我发现，企业家做的公益组织效率相对较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天天在研究公司的运作效率，企业家就是寻求有限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一群人。此外，他们很注重公益事业的品牌和质量，所以像爱佑慈善基金会、阿拉善生态协会、壹基金等，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。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。我很推崇台湾的社会建设，但在这点上，台湾并不如大陆。台湾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准及公益心都很好，但从公益组织的效率层面来看，并非很尽如人意。新加坡的情况也大抵相似。

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参与公益事业，这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独有的现象。企业家参与公益，不再是简单地把它局限在个体生命的延续，而是从参与社会建设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考量。

今天，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公益事业中重要的一股力量，其实是社会、政府、企业家自身三者的共同需求。公益组织越多，发展得越好，呈几十倍地发展，社会就会和谐很多，政府的很多工作就可以交给公益组织去做，真正形成“大社会小政府”的格局。

好多年前，我就跟马云讨论过如何做一家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民营企业不被人尊敬，它就不可能成为经济的主流组成部分，大家就会怀疑市场经济。身为民营企业家，我还是比较自豪的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马云、李彦宏、马化腾，今天这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的确，这些民营企业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减少了交易环节，降低了交易成本。现在，房地产行业也要打造令人尊敬的公司，因此万通要做公益事业、做绿色建筑和立体城市。以后，当大家都觉得到国企、民企上班都一样，没准儿民企还更好玩一点的时候，社会就正常了，改革就成功了。

但企业家在做公益时最好不要公知化，企业家比较从容，但在做公益时难免遭遇挫折，要怀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改变它。公知就是生活在媒体里，天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。作为企业家，我们要生活在具体的事情里，要尽力把事情做好，做有效的公益，从中找到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。

其实改革是分两部分的，一部分是拆，一部分是建。以前我们比较注重拆，现在建就比较难。我觉得作为企业家，我们在公益领域做一些正面的事，那我们就能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。

社会转型以后，出现了道德真空，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、空洞化，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，打造智库是未来公益的一个方向

未来，企业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，比如说打造智库。现在我觉得，常规的公益捐款已越来越多，接下来，从公益本身出发，从不同的角度切入，从而参与社会建设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

公益这件事，至少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向善，推动国民道德重建和自我重建。

四年前，我联合一些企业家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未来基金会，这是中国公民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公益组织，我是唯一的捐款人，每年大概捐赠三五百万。迄今为止，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是推动环境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，另一件事是资助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。总之，我们资助的是可持续发展，未来，新加坡的经验或许能够为大陆的公益提供一个发展路径。

为什么我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？我就是在想，在不同制度的华人地区做公益，应该有不一样的经验收获。我们现在做公益，经验不足是其中很大的一块缺憾，我参与了八个基金会，但都是不同类型的，积累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做法各异，因此必须向国外的公益组织学习。

新加坡的公益组织，我的总体感觉是，在治理和监管上非常严格。这与大陆很不一样。对于新加坡的公益组织来说，财务透明、独立审计等都是必须的。这些层面，大陆的公益组织做得还不够好。

当然，世界未来基金会主要着力于回馈新加坡社会。世界未来基金会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移民的基金会，我没有移民新加坡，但是很多华人在那边是新移民。在新加坡，新移民的形象很模糊，甚至是负面的。我们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，一些华人新移民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做，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有捐款。

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定位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一直在摸索。也有可能把它完全本地化，更多地回馈给本地社会。当然，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部分，实际上对整个华人社会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。

也许，世界未来基金会今后会成为一个智库。实际上，我认为未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捐赠会投入到发展智库上，因为智库可以对社会建设、国民价值观的重建起到很大的帮助。现在，说实话，大家的灵魂都是乱的，需要形成新的公民文化和道德伦理。我们现在有8000万党员，2亿多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其余的8亿多人都没信仰，灵魂都是飘着的。睡觉的时候一个灵魂，醒来后又换一个灵魂，导致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是不可预期的。假定我们把公民社会建设好，把公益慈善做好，至少大家都是向善的，向善之后价值观就会趋近，价值观趋近之后，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可以预期。

另外，道德重建很重要。社会转型以后，出现了道德真空，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、空洞化，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。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一是自我重建，通过建立信仰和学习传统文化获得；二是国家重建，国家要推广法制观念，让公众都相信法律。不相信政治家，不相信某个人，只相信法律。总统是靠不住的，但法律靠得住。

在商业上，企业家习惯去开发新领域，在公益上，同样需要去拓展新领域。现在整个公益领域还缺少一个智库，做一个公益智库以完善公益组织的构成，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。今年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任期届满后，在阿拉善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，可能会更偏重推动智库发展，争取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打造一家中国最好的智库。

智库的类型可以有多种，比如说专门研究如何帮助公益组织成长的智库，以及专门研究社会微观层面建设的智库。

未来，公益的事情我还会继续做，且会把精力花在对社会、个人有价值增量的地方，做到每一天的生命都有新的增量。我们去美国、台湾投资，这是生意上的增量。在公益上，开拓一些新领域，即是一种增量。这样的话，你在一生中就开了很多好头，生命自然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延续。参加公益组织，这玩意儿能延续，死了之后还能被写入公益史。做好事得留名，为什么？好让别人能够借鉴学习。不是学我，而是学这个时代，学这批投身公益的民营企业家群体。